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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刑法 美国刑法中的谋杀罪

2018年07月04日 来源:谋杀刑法 大字体小字体

  谋杀,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各国均将谋杀这种行为作为犯罪行为列入刑法中加以打击和限制。谋杀罪的定义最早由英国的爱德华·柯可勋爵(Coke)在17世纪初叶提出,而沿用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柯可的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律的演变,不同普通法系国家的刑法对于谋杀的定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谋杀罪的基本精神和构成要件仍然被袭用,其基本精神就是:有预谋的非法终止他人生命的行为。①我国没有谋杀罪的有关规定,但是我国有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相同和不相同之处。虽然美国的实体刑法源于英国的普通法,但它却是成文法。美国没有普通法罪行。在美国,刑法由州议会(为各州)和国会(为联邦政府)确定。大多数州,都有一部全面的实体刑法“法典”,它由刑事责任总则、定义特定罪行的法律,以及定义免除义务和行为正当理由的法律组成。在这里,本人以美国德克萨斯州刑法典为例,浅谈一下关于谋杀罪的若干问题以及谋杀罪和我国故意杀人罪的比较。一、刑法典对于谋杀罪... (本文共2页)阅读全文>>

  (1)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北宋神宗以前,州级官员发现死刑案件有任何情节上的疑点,有责任将其上报至三个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刑部、审刑院)裁决。若某疑案仍有争议之处,可以由两制官员组织临时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建议报告,这两制人员主要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有时也可能包括来自御史台的官员。如问题依然争议不休,皇帝可以考虑再进一步交由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为中央最高政务和军事机关)讨论,这已推进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正副宰相,等于变成国家最高层次的一项决策。而由阿云杀夫未遂案件所引发的争议正是循着这样的诉讼级别逐渐升级到“两府”的。在本案中,案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地方管辖。由案件发生地登州知府许遵管辖,审判完成后,由于该案件是杀人未遂性质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问,从而被上报到中央司法机构裁决。第二,中央司法机关管辖。由审刑院和大理寺作为对地方上奏狱案的审理机构,它们以“违律为婚”的罪名审断该案,并认为应对阿云判处绞刑。皇帝以敕令的形式免除了阿云的死罪,允许她以钱赎罪。许遵对此判决不服上奏,以阿云存在自首情节为由,应该按谋杀已伤减二等论处。由于是死刑案件,应由刑部复核。而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第三,由两制讨论。由于许遵仍不服,又“请下两制议”。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并制定了熙宁元年七月诏,即:“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众多官员分为两派,分别支持大理寺和许遵的观点,并长时间争议不休,神宗在熙宁二月庚子重新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想要求得在两派势力中采取折衷的态度。但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神宗又重新采纳了他的观点,下令以后类似案件要按照熙宁元年七月诏书处理。第四,由两府讨论。由于群臣仍然争议不断,并要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但在群臣的坚持下,付诸枢密院评议。但后来仍然是遵照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令了。但对这一案件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元丰八年的时候,司马光为相,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适用了以前《嘉祐编敕》的相关规定。

  “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是指行为人在具体个案中选择自己无法控制其危害范围的工具或者方式实施杀害行为,并因此危及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换言之,行为人必须对其所意欲杀害之被害人以外的公众创设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危险。与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立场不同,司法判例认为,认定危害公共安全不以多数人遭遇生命危险为前提,只需要存在对公众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就可以了。此外,这里的危险也不要求是具体的危险。典型的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进行谋杀的例子,譬如以冲锋枪向街上人群扫射,在人群密集区域(譬如酒吧)纵火或者实施爆炸袭击,等等。出于杀害的故意,在交通繁忙时从人行天桥上向以时速100公里驶来的车辆投掷长10厘米、宽4.5厘米、高4厘米的石块的,由于有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危及多数人生命的危险,也属于此列。行为人所选择的行为工具本身不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只需要其在个案中的具体运用会导致对公众生命、身体的危险即可。因此,在车道上高速逆向行驶危及他人或者以34至37公里的时速驾车闯入人群的,也都符合这一谋杀要素。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能导致不特定少数人的生命危险(譬如向混在人群中的被害人射出一发子弹,可能打中被害人也可能打中其他人),则不足以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单纯以不作为的方式利用已经存在的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势的,不能符合这一谋杀要素。因此,出于自杀目的打开居民楼中的煤气管道,看到他人点燃香烟却不予制止,从而引发剧烈爆炸致使居民楼坍塌和一名住户死亡的,过失导致有人居住的建筑物着火,但却不通知消防队或警察对困于火灾中的他人加以救助的,均不成立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实施的谋杀。最后,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多个被行为人“个别化的被害人”,也即是行为人刻意挑选的、特定的被害人时,也不能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此时只存在一个针对多个被害人的杀人行为,仅成立故意杀人罪。只有当行为危及对于行为人而言具有可替代性(即在行为人看来即使替换成其他人也一样)的、作为公众之“代表”的多个被害人时,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由此,当行为人为了杀害特定的被害人而引爆飞机,导致机上其他乘客一并死亡时,也构成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实施的谋杀。因为行为人虽然认识到其他同机乘客也会死亡的结果,并且对之具有故意,但是这些乘客却并非其所刻意挑选的、个别化的被害人。

  一、谋杀罪的概念在美国刑法中,无论在普通法中还是在制定法中,均认为谋杀罪是最为严重的一类犯罪。在普通法上,传统的谋杀罪定义是爱德华·柯可勋爵(Edward·Coke)在17世纪叶提出的。按照其定义,谋杀罪是指“一个人在头脑清醒,到了有能力明辨是非的年纪,心存恶意,非法杀害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受害人在之后一年零一日内死去。”①该定义沿用了三百多年,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律的演变,谋杀罪的定义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恶意的内容的变化,一年零一日规则的废除等,但是谋杀罪的基本要旨即“有预谋地、恶意地非法终止他人生命的行为”②仍然被沿用。在讨论谋杀罪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弄清楚生命何时“开始”和“终止”这两个重要问题。(一)生命何时开始根据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0.0条第1款的规定,人是出生而且有生命体征的自然人。③简而言之,在美国刑法中,生命始于“生而活”(bornalive)的婴儿。“生而活”的要件是胎儿“完全生下来”并且开始“独立循... (本文共3页)阅读全文>>

  构成谋杀罪的要素在不同法律体系中或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定义:

  图示颜色由浅至深,标签由小至大,相应的谋杀犯罪率也由低至高。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南美洲和非洲南部犯罪率最高,北美谋杀犯罪率最低。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谋杀犯罪率最高,每年超过1/1000人口被杀。

  在行为人的加害行为与受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上,加拿大采用“显著致因”(significantcontributingcause)标准。也就是说,尽管导致死亡的因素可能不只一个,但只要行为人的加害行为具有显著性,是一个因果链条的触发者,就算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如果加害人运气不佳,赶上被他扎成轻伤的受害者到医院后因医生的处理不当而死亡,或者被他攻击的受害人患心脏病被吓死,或者被他攻击的小孩因惊慌而自杀,即使加害人本无杀意,也只能触霉认栽承担杀人责任。这种“薄壳”(thinskulls)原则在过失杀人案中表现尤其明显。不过对于某些类型的犯罪,如性侵、绑架、劫持人质等,加害行为必须是死亡的“实质致因”(substantialcause)且行为人必须“起到身体作用”(playaphysicalrole)时,一级谋杀才能成立。但预谋杀人、雇凶杀人与袭警的情况不适用“实质致因”的更严标准。不过“显著致因”或“实质致因”也有失灵的时候。当因干预事件出现导致因果链条中断时,行为人的加害行为将不再是显著或实质致因,比如被殴打的伤者因意外车祸死亡。

  在美国刑法中,被告人引起另外一个人或者胎儿死亡,都可能构成谋杀罪。人的定义是明确的,杀人需承担刑事责任没有争议,但杀死胎儿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古往今来,故意杀人罪在各个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该罪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由于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不同及两国故意杀人罪的概念、立法风格不同,导致了两国故意杀人罪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侧重有所差异。首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故意杀人罪的立法设置中量刑区间较大,类似案件量刑差距较大,犯意悬殊的犯罪人量刑却相当,以致立法与现实脱节,往往出现法院判决虽然表面合理合法但实质有违公平正义,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究其原因,我国现行《刑法》对该罪的立法中犯罪成立体系规定较粗糙,内部缺乏系统性,导致了罪状简单、类型单一,设置不够精细,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充满了恣意。同时,犯罪成立体系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对指控故意杀人罪的要件的规定具有较大地裁量区间,对于故意杀人罪的辩护要件缺乏规定,仅仅在《刑法》总则中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规定,缺乏罪轻的辩护要件,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难以对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或不构成较重的故意杀人罪的案件进行恰当地... (本文共82页)本文目录 |阅读全文>>

  我的观点是,对暴力犯罪,如果不夺命的,未来也有可能被废止适用死刑罪名。可以预期,最后中国将会只剩下谋杀以及包含谋杀行为的一些犯罪适用死刑罪名。

  杀人行为的基本形式,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在香港刑法中,谋杀的不作为,也同其他犯罪不作为一样,在行为人以不作为方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如果要求行为人对这种不作为所造成的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就必须证明行为人负有某种积极作为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这种法律义务,但却消极地不予履行,因而导致造成死亡结果。当然,在谋杀罪案的审判机制之中,被告人是否负有某种作为的法律义务,这属于专门的法律问题,因而应由法官来加以决定;至于被告人是否违反了法律义务,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这则属于案件事实问题,因而应由陪审团来裁断。杀人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拳打、脚踢、刀斩、斧劈、枪击、药毒、水溺、火焚,等等。杀人行为,可以是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也可以不是直接地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例如,被告人持枪胁逼被害人跳楼致死,或者某甲明知某乙患有心脏病,却故意编造一个令其惊骇的消息吓他,因而致其心脏病发毙命。这虽然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结果的杀人行为,但仍可构成谋杀罪。同样,用非法伤害而致人死亡的行为,亦属杀人行为。例如,被害人如果遭人非法伤害,虽接受正当手术,然不治死亡,或者被害人未接受治疗而死亡,那么,非法伤害仍然可以构成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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